碳交易和碳税联合运用对节能减排的效果会更好

 　　碳交易和碳税是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它们被分别或联合运用，是基于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在全球绿色振兴、低碳竞争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应加快完善碳交易体系和碳税制度，探索联合运用两种市场化工具的适宜方式，使它们机制互补、作用融合、效力更强，促进实现“十二五”的一系列约束性指标，促进完善包括财税、金融等绿色化政策机制框架，从而以技术为支撑、以政策为保障，建设生态文明国家，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进程。

　　市场化工具成减排焦点

　　在力图控制碳排放总量这一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一个全球化政治、经济博弈舞台，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一套市场化运作方式，以促进目标实现和获取最大化利益。目前如何更有效运用碳交易和碳税等市场化工具是关注焦点。

　　当前全球气候谈判受阻，关键问题是围绕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而相持不下。从谈判总体氛围看，发展中国家在某种条件下接受量化减排安排应是大势所趋。气候谈判官员在德班会议后表示，在具体明确条件下中国愿意接受2020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而对我国来说，与这种总量控制等同的减排压力已然存在。

　　从谈判中几大力量的态度来看，欧盟一直力主涵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具有法律效力的量化减排安排，积极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减排；美国和加拿大则通过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方式，从反面给予没有减排限额的国家以压力。当前，欧盟以对全球航空业征收碳排放费、美国以将对没有碳排放限额国家出口美国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所谓气候单边主义举措，对他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直接施压。以巴西、南非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量化减排安排也表示了积极态度。除来自国际社会压力外，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不但提出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等约束性指标，还提出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明确能源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落实机制，这就相当于也限定了碳排放总量。此外，以某种方式接受总量控制减排，并不违背我们遵循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因此，就具体条件可有诸多谈判空间，其结果有可能不是总量减少反而是增加。总之，对于二氧化碳总量控制减排，我们已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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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顺应这种总量控制的减排趋势，并实现“十二五”相关发展目标，应从现有基础和发展需要出发，紧密结合对能源指标的分解落实，注重借助市场化政策工具，积极探索对减排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路径安排，加快完善相应的落实渠道和保障机制，以避免出现计划经济那种指标硬性划拨所招致的弊端。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减排总量指标，但能源总量控制目标间接设定了减排总量目标，因此减排工作的总体安排和目标落实应是围绕对能源指标的分解落实。“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将分解落实到各地政府，并实行严格的监督考核，以保障实现对能耗在总量和强度上的双控目的，同时也就保障了对碳排放在总量和强度上的控制。但要使这一倒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尽可能减少执行的阻力、成本和负效应，必须注重对市场化手段的运用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因为能耗总量目标的分解落实过程将是涉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博弈过程，如据相关报道，“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1亿吨标煤左右，而各省实际上报的能源消费预期总量超过50亿吨标煤，这中间如何减少扯皮成本和防范腐败漏洞是必将面对的问题。据易碳家了解到，针对能耗目标虽实行严格的责任管理和奖惩制度，但这些行政手段的作用总是有限，还会催生如拉闸限电一类的负面现象。而如能将硬性的节能减排任务和灵活的市场手段如碳交易相结合，就会使各方都不至太拘泥于对指标设定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因为会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来更加有效完成指标任务。并且，一些地方还可在总量控制下结合碳交易等手段，探索当前颇受瞩目的行业减排方式，以助目标实现，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paifang.com，转载须加网址。